(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65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党的二十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政治局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切实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力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继续推进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全会高度评价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
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全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要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全会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
全会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要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
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
全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化外事工作机制改革,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全会指出,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全党上下要齐心协力抓好《决定》贯彻落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按照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宏观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
全会指出,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监测、防控措施,织密社会安全风险防控网,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加强舆论引导,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
全会强调,要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现代化建设能力。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为基层减负,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扎实做好巡视工作。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深化党纪学习教育,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丁向群、于立军、于吉红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两层重要含义: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要增强一致性;二是非经济性政策也要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范畴,进一步强化政策之间的统筹。
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向一致性为例,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加大财政政策力度虽然有助于扩张总需求,但是也会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并推升名义利率水平,导致政府债务规模和融资成本上升偏快,进而压缩财政政策空间。如果采取货币政策加以配合,将有助于减少财政赤字规模并使得市场利率水平相对稳定,从而降低财政政策实施成本并预留更宽裕的财政政策空间。
通过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发挥宏观政策牵引性、撬动性强的优势,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将经济推向更高水平循环。
协调失灵在经济实践中也可能体现为,一方面,居民部门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倾向于减少消费,企业部门预期投资回报率不足进而难以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全社会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偏弱。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不足以及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不足很可能因为协调失灵而相互强化,需要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予以打破。
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8日闭幕。会议公报显示,习近平名字出现的频率仅6次,低于二中全会公报的9次。公报内容与官媒会前高调赞扬习近平是"改革家"形成鲜明对比。据统计,公报正文52次提及"改革",12次提到"开放"。而在二中全会公报中消失的"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重现三中全会会议公报。
三中全会本周四下午在北京闭幕。据新华社授权发布会议公报,指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公报首先表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力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继续推进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
公报还提到,“要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资深媒体人张爽对于三中全会公报内容感到失望。她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五千多字的公报内容让人看不到希望:“公报没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与会前、会中的‘改革家’的宣传、吹捧大相径庭,虽然落实到‘两个维护’‘四个自信’,但是提到习近平名字的次数减少,说明公报的调子较惯例是降低了。一如既往充斥老话空话,唯一给全党明确交代的是秦刚还是党员。”
张爽认为,三中全会原本应该是一次中国经济战略的会议,但看不到改革措施。
习近平名字出现频率减少
记者经过统计发现,公报中“习近平”的名字仅出现6次,远不及去年举行的中共二中全会公报9次提到习近平。对此,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前法律顾问杜文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刚刚看了三中全会公报,感觉与我们之前预料的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亮点和具体的举措。比较实的是确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赋予习近平和共产党更大的权力。公报强调了开放、民主、法制、环保,包括应对房地产危机、地方债等问题,面铺的很宽,但都是空话套话,缺乏具体的举措和明确指向,没有良好措施。这次全会着重在党,少提了他(习近平),这只不过是间接和直接的问题,也算是平衡某种不满情绪。”
不过,在二中全会公报中消失的“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表述,这次又回到会议公报。
“改革”出现频率多达52次表明侧重点在国内
纵观五千多字的三中全会公报,“改革”一词出现频率多达52次,而“开放”仅12次。公报并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
对此,浙江文史学者陆强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及“改革”52次、“开放”12次,这种提及频率的差异表明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具体政策中可能会有所侧重。比如:“在某些历史阶段,改革可能被视为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手段,因此在公报中被更频繁地提及。例如,当前中国可能在某些领域需要更深入的改革,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前,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可能导致当局的政策的侧重点发生变化,比如需要更加注重国内改革以挽救经济。”
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
记者:乾朗 责编:陈美华、许书婷、梒青 网编:瑞哲

[backcolor=rgba(34, 34, 34, 0.75)][size=0.875]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7月18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本身并未列出改革的各项细节,但提到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该文件公布后会列出更详细的改革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公报提到,“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在10年前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并未设定时间节点。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认为,公报释放了习近平连任四届的信号。其内容称,要“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还提出2029年完成本轮改革目标。那么意味着习近平将在2029年,也就是他的第四个任期内领导改革。
“公报只是会议的总结,改革细节可能会在几天后的另一份文件中披露。”经济学人智库高级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表示,尽管如此,会议结果符合其预期,即三中全会是现有政策调整的延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将走向不同的政策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公报最后提及,“全会决定,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中共对这位前外交部长依然保留了“同志”的称谓,并未像之前的两位国防部长一样开除党籍,也并未透露他所涉及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以及他辞职的原因。
相比之下,对与秦刚差不多时间被撤职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等人,公报中的表述则更为严重——“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
去年7月,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部长职务,由他的前任王毅重新接任。秦刚当时仅上任七个月,这被视为是中国多年来最大的政坛意外事件之一。
现年57岁的秦刚曾是中国半世纪以来最年轻的外交部长,并被视为习近平一手提拔的政治新星,但之后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短命”的外长。
今年2月,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宣布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当时外界同样关注并未使用像针对其他“落马”官员时所惯用的“罢免”一词,而是称其主动“辞去”职务。
此后,秦刚只剩下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直到本次三中全会,一直未被开除党籍。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Dali L. Yang)对于2月时秦刚“辞去”人大代表职务,曾向BBC中文表示,当局允许秦刚自行请辞表明,无论他可能涉及到什么错误,都或许不会“上升到被视为犯罪的程度”。
“因此,他不会锒铛入狱,而且很可能被允许保留中共党员身份。根据他违规的具体情况,他甚至可能在被降职后被赋予一些角色。”杨大利分析说。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笛表示,撇开各种传言不谈,客观地讲,秦刚的晋升速度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在三个月内连升两级(从副部长到副国级)。这一安排即使没有习近平的积极干预,也只有在习近平的允许下才能实现。 也就是说,秦和习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捆绑在一起的——没有办法在让习不出丑的情况下让秦出丑。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让秦刚更体面地退出,即‘主动辞职’。”宋文笛认为,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晋升虽快,但并不特别。提拔李尚福的决定可以归咎于他的前任、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他已经被清洗了)。当一个人和他的政治靠山已经倒台时,踢他一脚就容易多了。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成为中共总书记,2013年3月的“两会”上当选国家主席,一个月后就宣布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
按照中共之后公布的文件内容推算,他当时已“亲自”担任决议起草小组组长(此前未有),200多天后,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广为传播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口号,据中共官媒报道称,为习近平亲自拍板。当时一度被认为这是中国将进一步实现经济自由化的标志。
上述2万字的文件在之后的10年中主导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但随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金融等行业强力监管和干预,尤其是房地产和教育培训行业,前者造成多家房企垮台和“烂尾楼”,后者造成教培行业的集体失业。
十多年后的今日,在备受关注的经济改革领域,本次三中全会提出,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同时,也在强调监管——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此外全会还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但并没有看到堪比十年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口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相比之下,十年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这一次(“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至少从公报上来看,力度有所减弱。
郝福满认为,往好的方面看,“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支持国有经济、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国有经济)写进了公报。 此外,财政、金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创新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也被写入公报,但细节不多。 如果没有更多细节,将很难评估这些改革是否能在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的最后期限之前真正实现。
徐天辰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和有效管理的市场”是此次三中全会的两大关键词。
他进一步解释称,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几乎毫无意外地成为优先事项中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将有一种“中国式”的改革,不是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而是通过围绕创新或强制采用国内技术而设定的关键绩效指标。
“虽然公报大谈市场,但其措辞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并无太大出入。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都将是有分寸的,并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徐天辰表示仍然对财政改革抱有很高的期望,尽管公报对这一话题的表述非常简短。
“虽然公报大谈市场,但其措辞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并无太大出入。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都将是有分寸的,并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徐天辰表示仍然对财政改革抱有很高的期望,尽管公报对这一话题的表述非常简短。
公报在列举几个改革领域时,将财税、金融称为“重点领域”,后文又再次提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国家资本主义首先要是资本主义,因此需要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1 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经济)在社会产品的交换与分配中占统治地位
2 绝大部分劳动力商品化:绝大多数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并且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3 绝大多数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谋取利润(为了赚钱)
以上特征,是国家资本主义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共同的
除了这些共同特征以外,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殊特征,主要有:
1 国家在形式上占有现代经济部门(第二、三产业)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国有企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大部分)
2 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但不是大部分部门)实行带有计划性的管理,比如:由国家直接规定投资规模、产品产量、产品价格等,而不是由企业根据谋利动机来做出相关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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