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对中苏由革命理想主义转向专家治国的论述

HAD

共产主义、专家治国和新阶级理论
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命都以创造了⼀个红⾊专家⾼踞顶端的专家治国秩序⽽告终。把这种结果看成是安排好的似乎不⽆道理。康拉德和塞勒尼以⼀种特别有⼒的⽅式提出了这⼀思想；他们发展了⼀套叙事，其中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共产党是知识界的先锋队，是实现了知识分⼦⻓期持有的掌权雄⼼的⼀个专家治国秩序的建筑师。换句话说，根据康拉德和塞勒尼的理论，共产主义⾰命从⼀开始，就寻求实现⼀个圣⻄门的社会主义观。在此书中，我已经考虑了中国的案例，讲述了⼀个⾮常不同的故事。中共最后确实⾛上了专家治国之路，但只是在它抛弃了铲平阶级之路以后。这⼀变化，当然把党从⽂化资本的敌⼈转化成了⽂化资本的拥护者，⽽且，它还促进了基于新、⽼精英汇聚的⼀个新阶级的辈固。我认为这⼀故事的基本要素——放弃铲平阶级之路以实现专家治国的政策，以及昔⽇知识精英与新⽣政治精英那有争议的汇聚——也适合于苏联的案例，⽽且，它们有可能也适合共产党靠⼟⽣⼟⻓⾰命的⼿段掌权的其他案例。我相信，寻求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个新阶级兴起的任何⼀般理论，都要考虑这些要素。当考虑了这些要素之后，新阶级理论应当进⽽去解释得胜的共产党的转向。为什么这些党先是⾛上了铲平⽂化之路？为什么它们随后⼜抛弃了这⼀道路，⽽⾛上专家治国之路？在中国的案例中，在回答第⼀个问题时，我强调思想的重要性，在回答第⼆个问题上，我强调利益的重要性。

解释铲平阶级之举⼀旦中共⾛上了专家治国之路，它就把⾃⼰过去冒险的铲平⽂化之举，解释为⼀种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偏离。苏共也否决了它早期的激进主义，⽽且，这两个党最后都把共产主义的使命解释为本质上是专家治国论的。这些重新阐释从⻢克思主义的原理中抽去了激进的要素，不过专家治国的倾向的确从共产党掌权的最初时⽇就存在于两国。在中国，中共与知识精英做过务实的妥协，它也建⽴了⼀个⾼度唯才是⽤的教育制度，专家治国的思想在清华及其他⼤学盛⾏。在苏联，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上差些。然⽽，这些早期的专家治国倾向⼀直是不安地存在于党内。党总是敌视它们；⽽且在两国，它们都被铲平阶级的冲动所压倒。再说，⽆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化上铲平的激进⽬标及阶级⽃争的⽅法，都是直接得之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解释中共早期敌视知识精英与专家治国的思想中，我已经强调了⼤多数党的⼲部的农⺠出⾝。在解释苏共早期敌视资产阶级专家的举动中，苏联的学者以相似的⽅式，指出布尔什维克⼤多数党员的⼯⼈阶级出⾝。这些解释是准确的，但它们指的是⼀个中间的机制，⽽不是原动⼒。中共与苏共都是由知识分⼦创⽴的，由于他们对⻢克思主义的阐释，这些知识分⼦有意把其运动建⽴在较低下的阶级之中，⽽且下⼤⽓⼒把贫贱出⾝的党员提升到领导岗位。在掌权之后，它们维持了这⼀⽅向，提拔⼯⼈农⺠，歧视知识分⼦。为这⼀阶级偏⻅辩护的理由是，出⾝较低下阶级的⼲部是共产主义使命最可信任的执⾏者，因为在维护阶级特权上，他们有较少的既得利益。⽽且这⼀点也是真实的，⾄少在⽂化资本的案例上。总⽽⾔之，中共和苏共不是因为其⼲部招收⾃⽂化⽔平低下的阶级，才敌视专家治国论；⽽是相反，其⼲部招收⾃⽂化⽔平低下的阶级，是因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敌视专家治国论的。我也已经解释过，⽂化上铲平阶级之举，特别是重新分配教育机会的努⼒，是新、旧精英之间竞争的⼀个体现。苏联的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突显了苏共要⽤红⾊专家取代⽩⾊专家的决⼼。这些论点是正确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把共产党重新分配⽂化资本的举动解释为培养⼀⽀政治上更可靠的专家队伍的⼿段，我们就错失了其很多内容。在苏联和中国两国，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党展开范围⼴阔的教育政实验，旨在消除脑⼒劳动与体⼒劳动的差别。在苏联，由于新的⼀批红⾊专家到位后，重新分配的举措很快就衰落了，所以，我们更容易⽤精英内部之间竞争的狭窄视⾓来考察其早期激进政策。然⽽，这种视⾓⽤来分析苏联并不合适，更不⽤说中国的案例了。在中国，⽂化重新分配之举持续的时间得要⻓得多，⽽且，它清楚地是要⽤来阻⽌任何⼀种知识精英的巩固，⽆论是⽩的，还是红的。

解释技术官僚治国转向

在解释专家治国的转折上，意识形态不那么重要。因为专家治国政策的倡导者⼀直易受修正主义与阶级调和论的指控，这些政策更容易⽤务实的论据，⽽不是意识形态的论据来办护。然⽽，这些实⽤主义是由重要的利益来⽀持的。随着新、⽼精英的汇聚，这些利益的潜能与效⼒在增加，⽽且红⾊专家正在增⼤的队伍，成了专家治国政策的关键执⾏者及主要⽀持者。关于演变着的精英利益如何⽀持了中国向技术官僚治国的转向，我已经发展了⼀个详尽的叙事，虽然我的知识还不⾜以让我在苏联的案例上冒险说出这样⼀类的叙事，我猜测相似的利益也会涉及其中。


其他的学者已经把此转向归结于普适法则那⽆情的效⼒。尼古拉·蒂玛舍夫（Nicolas Timasheff）对前四分之⼀世纪的布尔什维克统治作过⼀个影响很⼤的关释，⽽理查德德·罗⽂萨（Richard Lowenthal）写过⼀篇被⼴为引⽤的论⽂，⽐较了苏联、中国和南斯拉夫共产党权⼒的轨迹，他们都提出了这类的论点，特别有说服⼒。由于他们认识到取胜的共产党被铲平阶级的雄⼼所驱动，两位作者都能捕捉到这些社会的⽭盾，并能解释共产党政权的挫折与坎河。他们要⽐那些未能认真看待共产主义事业的学者有说服⼒得多。在蒂玛舍夫和罗⽂萨各⾃考察的案例中，他们提出，⾰命政权妄图把⼀个乌托邦的规划强加给抵抗的⺠众，但⺠众更关⼼⾃⼰⽣活得下去，⽽不关⼼创建⼀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在两⼈的叙述中，个⼈及群体的利益笼罩⼀切，但他们把这些利益归因为⼈类这⼀物种的本性。⽽且，他们认为个⼈的⾏动受着某些⼤得多的⼒量的驱使。对蒂玛舍夫来说，「⼤退却」是由传统的惯性复原⼒在指挥。他指出，布尔什维克遭遇到⺠众⽆情的抵抗，因为他们攻击了国家的⽂化基础和⺠族⾃豪，并试图扳倒作为俄国社会结构的传统制度，包括家庭、教会和学校；为了维持权⼒，他们最终被迫放弃了这些乌托邦的实验并接受了传统的制度和思想。与之相⽐，罗⽂萨则认为，共产主义的阶级铲平之举，与当时同时进⾏的发展国家经济之举⼀直是对⽴的，⽽乌托邦的空想最终让位于现代化的要求。

这些都是强有⼒的⽴论，⽽且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肯定有可能的是，共产主义的⽬标是被⼈性、传统的复原⼒，以及现代化的要求，或是被这三者的合⼒所打败。如果是这样的话，结局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很遗憾，这些是本书⽆法回答的问题。我的发问⼀直定在不太⾼的层次上，基于现存的制度，审视特别的⼏种利益。我集中考察了那些与⽂化资本及政治资本不平等分配相关的利益，还有促进这种不平等分配再造的制度。这些之中，最重要的是学校系统与共产党的制度。因此，我把注意⼒聚焦在围绕这些制度的冲突，以及结合起来去攻击和保卫它们的群体上。我相信，⽬前的分析为中国为何抛弃铲平阶级之举，并⾛上⼀条专家治国之路提供了⾜够的解释；我期望，相似的分析会进⼀步解释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类似结局。可能会有更深刻的理由让这样的结局必不可免，但是，只要基于特权群体与其既得利益的分析看起来合理有效，我就不愿意接受结果是由⽆情的普适原因所决定的这种观点。⽆论如何，资本——经济的、政治的或⽂化——不平等分配⽽导致的阶级优势，将继续激起重新分配的要求，⽽且这种要求所造成的冲突，将继续引发那些证责或保卫再造不平等分配制度的论点。

在未来的⼏⼗年甚⾄⼏百年⾥，两种论点的倡导者，将会把中国⽂化⼤⾰命的事件作为⼀个关键的参照点，因为⽂⾰代表着⼆⼗世纪共产主义铲平阶级实验的最⾼峰。

HAD

附上一个网友对安舟论述的评价：

少见的当代学者对文革中肯的评价……确实，毛认识到了新中国的新精英阶级的形成和因此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腐蚀，所以想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消灭党内外的新权贵。
但是安舟教授在采访中没有提及的一点是，毛本人作为党国体制的最大的新权贵却到底不愿意把权力交给群众，所以走资派被打倒后，他又转而用国家主义铁拳消灭了造反派，重新确立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统治机器。诚然，毛的新国家机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但垄断政治权力的官僚阶级的再度变质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一旦他们确实变质了，他们就用这专制的国家机器一面瓦解社会主义制度，一面镇压群众的民主运动。这就是邓小平伟大的改革开放了。
说到底，是毛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乃至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

文艺标兵

HAD 发表于 2024-2-16 18:50
附上一个网友对安舟论述的评价：

少见的当代学者对文革中肯的评价……确实，毛认识到了新中国的新精英阶级 ...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真的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最终造反派也无法全面打倒右派。毛主席在文革后期呈现退守的局面，更多的是因为武汉事件等的事件过后，他也逐渐意识到了造反派的力量不能够取得全国的胜利，只能够在某些比较薄弱的地方单独胜利，不成气候。就算这时候放手将权力全面发给造反派，恐怕也只会落得个被镇压的结果，可能后果就是红旗完全落地，和苏联解体一样走向解体。这不是靠毛泽东完全放权就能够扳回来的阶级力量对比。毛主席在这里最大的错误，其实是无法真正的了解到党内走资派势力有哪些、盘踞何处（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恐怕已经是积重难返了），从而错误判断了形势，将矛头指向了一小撮和一些上层建筑的构造，没有继续深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造和打倒反动派，没有在造反派在某些地方单独胜利夺权后，以这些地方为根据地，继续向外辐射，慢慢地改造整个中国，而是认为只要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和部分走资派，就能够消灭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苗头。然而如果打碎了一个旧社会和一个旧生产关系，没有建设起来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生产关系，这些行为只能是沦为无用功。

HAD

文艺标兵 发表于 2024-2-16 20:01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真的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最终造反派也无法全面打倒右派。 ...

一个马列毛文章总结文革失败的几个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工业不发达“工业不发达，因此工人阶级的队伍还不够强大。在城市，工业落后的地区的斗争形势明显不如上海一类的工业中心。在农村则更落后，小生产还广泛存在，农村的革命运动相较城市保守很多。如果“按既定方针办”[3]能维持到八十年代结束，那时候农村在公社工业化的浪潮下出现大量工业企业，把大量农民转化为农村工人，则工人阶级的队伍能壮大很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范围会更广，其组织形式也可能出现一些新的飞跃。”
各地发展不平衡导致有的地方保守有的地方激进，于是一些地方很难进行激进革命，同时也存在思想保守的群众，无产阶级内部分裂巨大，很难形成合力，这就导致了即使你把权力交给群众了，也很难发挥正常作用，权力真空无法填补，权力的主体无法正常行使权力，这就必然带来危机
而各地发展不均注定了这种运动很难完全在全国展开，仅限于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