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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核战争、外星红军 —— 托派波萨达斯的颅内狂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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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7 13:22:35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远航一号于 2024-1-17 13:37 编辑

多年以后，面对采访者，列昂·克里斯塔利会想起他父亲欣喜万分的那个遥远的春日。那时消息刚刚从地球的另一端传来，据说一支人民的军队正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跨过了江河，解放了那人口众多的古老国度。那时拉丁美洲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格瓦拉还没有开始他那传奇的游历，新世界，还很崭新。这位父亲将会以波萨达斯的名字闻名于世。
1.托派、第四国际与核战争
“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托派是一个在共产党人中很不好听的名头。这个名字来源于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异端。在1929年，他被驱逐出境，辗转来到墨西哥与画家弗里达·卡罗同居。以世界革命和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批评闻名，托洛茨基与身边的追随者共同成立了第四国际来和共产国际分庭抗礼。
后来，汉娜阿伦特曾经将托派和犹太人相提并论：他们是裸人，世界虽大，却没有一处是他们的落脚之处。理论上，苏联是革命的故乡，但正是在这里，他们被最无情地猎杀。这样的环境让他们保持了最极端的革命性，也助长了绝望、偏执，他们力图扬弃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结构和偏执的清洗，也以更极端的方式渗透到自己身上。
在阿根廷，一位年轻人克里斯塔利以化名波萨达斯创立了一个托派组织。这位年轻人并不以其理论知识闻名，尽管他声称自己看过六卷《资本论》。（而众所周知，资本论只有三卷）以波萨达斯为核心，第四国际成立了拉美局，一个冒失狂热却极具人格魅力的波萨达斯，就这样不经意间成为了拉美革命幽灵的化身。

二战后托派主要面临的窘境在于，在广大的欧亚大陆上，共产党和其他的工人政党已经在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建立起了群众中的声望，而托派，尽管相信自己拥有正确的理论，却有变成无足轻重小宗派的危险。因此，第四国际给出的指导策略是打入，也就是加入各个共产党，帮助他们摆脱官僚，保持革命性；只有这样，才能不与群众的现实斗争脱节。而在那些没有成熟的共产党的地方——拉丁美洲就是典型——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可以直接成立自己的政党。

拥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拉美局很快发展起来。在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特别是玻利维亚和古巴，托派的身影无处不在。古巴革命的胜利令人们备受鼓舞，特别是切格瓦拉的出现——波萨达斯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有革命性的人物。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古巴领导层做好了为核战争牺牲的准备，如果这能引发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但最终的结局却是美国占了上风，苏联人撤走了核弹。
这次事件令波萨达斯与其他领导人在核战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波萨达斯认为，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那么根据数学归纳法，只要再来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必然是一场原子战争——全人类就将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个论点令正统社会主义者大为不解：毕竟，他们的全部工作都集中在倡导和平与核裁军上。
但对于波萨达斯在西方的支持者而言，如果他们没有死于政府的镇压，那么最好的死法就是死于中国人（？）或苏联人的核弹。而如果活下来，波萨达斯已经给他们发放了末世生存指南，按照其中的描述他们应该立刻寻找生存必需品，如纯净水、卫生用品、党支部（？）等等。

波萨达斯派是以存活过核战争为目的组织起来的。他们认为核战争不可避免，关键在于保留组织，熬过一切的磨难，并在核战争后组织起来建设共产主义。因此，他们的组织高度分散，近乎无政府主义，每个分部都进行着自己认为最必要的工作，直到上级给出相反的指示为止。

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一个托洛茨基写过的小故事：冬宫内，一位工人赤卫队随手拿了一幅名画当布用。托洛茨基吃惊地过去问他，这可是珍宝，为什么不保护起来？工人告诉他：也许您说得对，这是艺术，可我只知道它用起来还不大趁手。但我确信的是，等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我们将会创造出比这幅画还要珍贵千万倍的文化！

所以，打碎一个旧世界吧！核战争也无所谓，死了一半人，还剩一半人嘛！

2.外星人
“如果乐观情绪是火箭燃料的话，这个党无疑可以飞到下一个星系去……”
Dave Douglass 第四国际英国分部

由于在核战争、第三世界等问题上的分歧，1962年波萨达斯重组了第四国际，永久地开除了欧洲分部（尽管在事实上这显得更像是一场拉美局的分裂），并成立了以自己为书记的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派。

波萨达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托洛茨基主义，把它提高到了完全不属于自己的高度。如果说托洛茨基批判了一国社会主义，那么波萨达斯就批判了一球社会主义。在知名的讲演《飞碟，质能，科学，革命工人阶级斗争和人类的社会主义未来》中他指出，那种认为人类是宇宙中唯一的，因此也是最好的智慧生命的想法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见。许多比我们先进的多的文明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而人们对UFO的热衷表达了一种对现实的朴素不满和对高级文明的本能渴求。

收到这一讲演副本的其它托派组织如获至宝。此时托派已经如单细胞生物一般分裂成了无数自命为正统的组织并相互攻讦。这个讲演迅速成为了波萨达斯唯一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后世无数波萨达斯笑话的来源。

3. 68年
1968年，伴随着全球的革命风暴，阿根廷不再允许波萨达斯的存在，并实施了抓捕行动，26位托洛茨基分子，包括波萨达斯被捕。一场营救行动随即展开，包括罗素在内的世界知名人物为之提供了声援。
他们被遣送至智利，那里他们会得到参议员阿连德的保护。然而美国人得知了这个计划，并在他们刚刚降落时就再次将其遣送出境。得知他们是托派后，法航的一位机组人员惊呼，“我有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法国朋友也是托派！”由于五月风暴而激进化，他们保证将波萨达斯一行人带至巴黎，并引荐给那里的托派领袖。然而一系列事件又阻止了这一行程。

最终，意大利共产党的介入拯救了他们。由于波萨达斯严格说来是意大利籍公民，他们被允许来到罗马。

借助意大利共产党为中介，波萨达斯要求与苏联人见面，并派出了代表去莫斯科，与国际部的负责人，波诺马廖夫会面。众所周知，波诺马廖夫代表了整个非毛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他提出了三个问题：“工人国家”是什么意思？它是否基本等价于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托派宁愿与工会合作而不与共产党合作？会面在合唱国际歌中结束了。

后来，波诺马廖夫以此为素材在一篇”托洛茨基主义：反共的工具“中称波萨达斯为第四国际的领袖，这让波萨达斯大感欣慰。他指示托派与共产党人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应对纷繁复杂的状况。
在1960年代即将结束之时，人们仍然相信，革命的风暴并未过去，70年代将会见到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许多革命者相信，1968年未完成的革命就像1905年的俄国革命，而按照这个计算，1917年的俄国革命将会在1980年左右到来。

1967年恰逢十月革命50周年，一位苏联学生埋下的时间胶囊这样给50年后寄语：“我们还在建设社会主义，你们一定已经生活在共产主义中了吧！”

正如1969年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之时说的那句名言一样：“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就好像，好像人们探索外星系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不过直到现在，阿姆斯特朗种下的美国国旗仍然孤单地飘在月球上。也不要忘记，革命（revolution）一词本就代表着，星球的运转。
4. 海豚与革命之死
“十月革命燃起的进步之火熄灭了。”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

波萨达斯十分重视新人的培养。在读到一篇倡导自然分娩的文章后他被这个主意吸引了，这个理论认为水下出生的孩子会比产床出生的好。据说，他们很早就能游泳，不会溺水，对缺氧的耐受性好（由于呼吸系统是在水下形成的）。在一些黑海的实验中，海豚据说起到了神秘的接生作用，引发了人们对于半海半陆新物种的热衷。苏联科学家在太空中进行的分娩实验也激发了人们的热情。
波萨达斯决心也进行实验。在一个月大的婴儿身上，他反复对他们说“越南越南”，并据说让小孩在六个月的时候就学会了说话。另一位大一点的小孩学会了画越南战争主题的简笔画，并且学会了分辨“好”的苏联运输机和“坏”的美国轰炸机。在动物园，波萨达斯教导孩子们说，未来社会主义会不仅解放人类，也解放动物。人类将走上外星高级文明的道路，而动物将走上人类的道路。海豚就是其中翘楚。

在最后的文字中，波萨达斯依然坚持这个想法。他以惊人的浪漫口吻写到，

“在工人国家中，花朵无需担忧盛开，因为它不会被无意义地采摘，不会被恶劣地对待，不会感受到虐待。你可以摘下一朵花，但这个行为是生命的延续，即便它不再存活，也让我们继续存活。它是生命的延续。”

1981年，波萨达斯去世。他的接班人是他六岁的女儿。这时组织的大部分元老早已在一场惊人的非常能彰显人类男性美德的纠纷中被开除——波萨达斯指控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和他的情人发生性行为——余下的成员聚集在他的儿子，文章开头的列昂·克里斯塔利周围苟延残喘。时至今日他们依然致力于宣传波萨达斯的思想，并认为这对今天的世界不无帮助。

与坚持波萨达斯的正统地位不同，有人却似乎认为波萨达斯是异端中的异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给人们带来启示。这也值得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波萨达斯是天才，疯子，还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人？

5. meme和星际之路

星际工人联盟-波萨达斯派是一个对波萨达斯的复兴居功至伟的组织。他们采用了新时代特色的列宁主义：不是办《火星报》，而是搞新传媒（或许也带一点去往火星的梦？）。Reddit，YouTube，以及在任何社交平台上都最具传播力的，meme（梗图）。借助这些绝佳的创作，原本是边缘中的边缘的波萨达斯居然一跃成为了最出名的托派代表。
如果说列宁主义者要夺取生产资料，那么星际工人联盟决心夺取探测资料。所谓的探测资料就是所有能够探测到并联系上外星人的材料。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三体中的通讯员。据说，他们有些人渗透了NASA，并致力于第一时间与先进的外星红军联系。
这当然是十分遥远的工作，因此他们也进行一些聚焦于眼下的工作。在一次大会上他们打出了文章开头的马列托小灰人海报，并遭遇了完全后现代的新世纪批评：一位女权主义者指出，这是男性沙文主义。你们的海报里怎么能只宣传男人呢！对此，他们的“通讯员同志”给出的回复也是天才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你怎么能假设小灰人有性别呢？

诸如此类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笑话还有很多，但基本上都局限于自娱自乐的范畴。在21世纪，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正如“通讯员同志”说的那样：

“那些被我们这些左派称为政治和革命工作的东西其实更像是宗教仪式。群众集会、销售报纸、无穷无尽的会议、选举活动、街头斗殴，以及写根本没人看的文章，根本没人能从中汲取一点养分的书籍……而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所有的这些东西本可以和一个广阔的运动、战略相联系，从而伴随着革命时刻而来。但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在反复表演其中不必要的怪异。这就是闹剧。这就是角色扮演游戏。“

是啊，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就是游戏、角色扮演与笑话吗？波萨达斯对笑话的分析倒是显得恰如其分，他谈到列宁在面对最绝望的情形时反而前所未有地多的讲起了笑话：幽默是对抗绝望的武器。因此他大胆地断言，社会主义建成之日，人们将不再需要笑话。类似的，当我们这些外人觉得大屠杀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只能允许最悲痛肃穆的氛围时，对于亲历者，有时正是地狱笑话让他们撑过艰难的时光。